解读精英教育十：如何用教育来提升国民的竞争力?从美国教育体系来看精英国家和精英教育
今日学堂校长 张健柏
理论上说,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个人,投资教育都是为了提升被教育者的竞争力。如果一个国家设置的教育体系，居然大幅降低了国民的竞争力，估计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际大笑话。
而中国的教育体系，在经过三十年的演变后，从原来一个成功地培养打工仔的教育体系，退化到今天，连培养打工仔都不称职了。如果你去调查一下大城市富裕的，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子女，往往经过十几年的精心培养后，往往成了一个连基本的社会能力都没有的一代人，你就知道这种判断并不过分。老百姓们花了很多钱培养的下一代，就读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名校”，往往最后的结果是培养出了一个厌学，厌恶社交，厌恶工作，厌恶户外活动，只喜欢坐在电视机和电脑面前的呆子。这样的例子，在周围实在是太多了！
国家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两百年前德国人在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基本上，这种教育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是这个理念，只是具体的玩法各有不同，核心思想不变。
后来更简单浓缩成：教育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为了提升人的尊严。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就更具体一些：教育者，教其心，育其身。是为了让人生更充实和提高。
中国目前的这个教育体系，其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武汉市教育局长谢世腰，代表我们的“国家权威机构”公开在媒体上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教育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绝对不容一切“非国家意志”的教育染指，都要严肃取缔。
这其实是一句大实话，谢腰局长不小心把我们国家教育体系长期以来用而不言的秘密公开了。30年前的教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时期的教育体系，其基本任务就是愚民：先是通过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的“运动”，把有思想的人整死，至少也得思想上整死，所有的人都发出一种声音，就是“相信组织，相信领导”，即使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死亡灾难：三年饿死三四千万人，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依然很幸福地想：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和最好的国家。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各位想知道当时的情形，看看今天的北朝鲜，几乎就是一样的。北朝鲜的老百姓多乖呀？金家王朝的统治多巩固呀？已经传到第三代人了。如果毛岸英不死，我们今天也要紧密地团结在第三代的毛主席周围，高呼毛三世万岁吧？为了达到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江山永固，就必须搞教育，愚民就必须从娃娃抓起。
所以，这就是“国家意志”，当年的这种国家意志执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今天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已成转变为要求教育要“创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早已经被愚化了的教育体制，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玩了。于是，教育官僚们利用我国的人口优势，创造了“赶超欧美，全球大学生数量第一”的“中国式教育”。
所以，现在的教育体系，依然按毛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玩“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教育，自然就会出现“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样的评语（蓝德公司的中国报告）。
老百姓们积极参与这个体系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国家意志”，而是因为能够“找个饭碗”，根本不关心什么真理和智慧，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这很务实，不过，这个功能和机制，目前已经发挥到了顶点，开始逆转了。因此中国的教育，不得不推上全面改革的道路。我们还是来看看美国的教育为何优异吧：下面的文字，来自北大77级的老学生，现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薛涌教授的文章，大家如果想知道美国的精英教育，请看他写的书籍【精英的阶梯】，以及【美国是怎样培养精英的】两本书。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不要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个名词概念就是“精英教育”了。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优异，并非是因为顶尖大学水平高，而是美国大学体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先进。这个体系的优势，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体系。所以，那些中央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过分重要角色的国家，对这一没有体系的模式很难效仿。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所谓没有体系是因为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不作通盘规划。美国是个自治传统非常强的社会。即使是公立大学，也不过是州立大学，没有国立这一说。美国的前6位总统，出于各种考虑，都曾想过要建立国立大学。但每一次努力，都被议会否决。
国立大学的挫败，反而成为美国大学发达的制度基础。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没有高等教育的中央计划，也不会像法国、德国、日本一样，把大学的教职员视为政府的雇员。出来办大学的，是慈善家、教育家、地方政府(特别是州政府)、民间组织、乃至像经营生意一样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的企业家。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是从下面建设起来的。当然，联邦政府并非什么也不做，其介入的方式，一般是把公共资源交给这些基层的教育机构经营。根据1862年的Morrill颁地法案(MorrillLandGrantAct)，联邦政府按照众议员的数目给各州拨地(因为众议员是按人口分布的，这样颁地最能达到人均的公平)。这些土地出售后的资金，用来建设以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为主的大学。这一法案激发了各州建立各种各样的大学体系，但联邦政府却不参与管理。
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把支持大学的钱直接送到学生和学者手中。比如1946年的《退伍军人法案》，给所有参加过二战的退伍兵支付上学的费用，让学生拿着钱决定自己去哪个学校。前面已经提到，目前联邦政府给大学生的资助将近815亿美元，也是给学生而不是给学校。另外，联邦政府掌握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常常是大学教授、学者直接申请，钱拿到后跟着这些教授、学者走。他们在哪个学校教书，钱就在哪个学校花，并非直接向大学拨款。联邦政府退出大学的直接管理，就创造了激烈的竞争环境。教授为了争夺科研基金彼此激烈竞争，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也要竞争，大学为了获得捐款同样要竞争。全方位的竞争，创造了全方位的优异。
由于没有联邦政府的统一规划，美国大学在形式上非常灵活，能够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我们现在一讲美国的大学，就是研究性大学。中国的各种高等院校，纷纷改名字，“学院”竞相变“大学”，生怕自己不够气派。实际上，美国各种高等院校有4000家左右。真正作为研究性大学的，也就100多家。在精英大学中，有许多小型文理学院。在草根层上，有许多社区学院(communitycolleges)，学制短，只有两年，相当于我们的大专，而且学费非常便宜。这样社会底层的人也上得起。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带着一部分学分跳到四年制大学中。最近有不少学生因为四年制大学太贵，就在社区学院读两年，然后跳槽，到四年制大学拿文凭，大大降低了教育费用。
大学体制不仅帮一些人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教育的顶峰，而且也使一些底层大学异军突起。比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本来是个走读学院，但这几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一直排在第十名上下，比许多常青藤的名次还高。再有就是纽约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几乎破产，不得不把在Bronx最大的校园出售。但如今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雄居第32位，俨然是一所名校。萨福克大学，最初不过是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为了给穷人提供教育机会，在自己家的客厅给六七个学生授课，后来竟然也演化成了一个大学。如今，萨福克大学的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是波士顿最大的两个法学院，为本地提供了最多的司法人才。萨福克大学也正在从一个走读、业校式的大学，转化为四年制、有博士课程的正规大学，并且开始有了学生宿舍，向寄宿制大学发展。在校内领导层中，有人甚至有雄心在波士顿市中心再造一个纽约大学的奇迹。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赢利式大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店”，和中国的一些英语培训学校，有非常类似之处。这样的学校，完全以商业理念经营大学，要物美价廉、薄利多销，把大学办成连锁店，甚至有的校长要求教室与学生停车的地方不能超过五分钟的步行距离，很像麦当劳的经营原则。这些大学瞄准的，是那些有工作但缺乏教育的阶层。最大的为Phoenix大学，在全球有28万学生、239个校园。其创办人是剑桥培养的经济学家JohnSper－ling。他发现常规大学几乎都致力于培养18~22岁的年轻人，忽视了已经工作的成人。于是他发誓要为这些人办学，让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如今美国的赢利大学已经有几百所。许多都创造了自己的品牌。
这种多元、灵活的大学体制，保证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为各个阶层的人在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提供教育服务，并且促成了多种体制的竞争，使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高枕无忧。你研究性大学只顾搞研究不管本科生吗？那么注重教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就会把学生吸引走。你的大学学费太高吗？那么一些赢利性大学的连锁学店、网上教学，就会出来“杀价”。怪不得一位基层传统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说：“这些赢利大学在我们街对面的连锁店一开张，我们就感受到了威胁，经营的方式就得调整，否则我们的学生会跑掉。”这样的竞争，构成了美国大学优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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