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的参与。之所以要给大家解读“一带一路”的这个信息，是因为我们心学家塾的孩子大了，现在已经进行了英语突破，正在备考国际大学，为了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人生事业努力的方向，就对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学习研究。结果，我发现只要家长能够把握好这次一带一路国策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未来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就会大概率发生改变。
今天我们解读的是一带一路的国策，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事给自己没有关系，然后错过了改变阶层的机会，这里的阶层，我们是做一个综合衡量，包括了政治阶层，经济阶层，教育阶层。
所以，要了解这个国策，就要先回顾过去40年，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策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重大。
普通中国人错过的7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第8次在哪？
先从1977年开始吧。如果大家有印象就知道，这个时候是文革刚过，在77年10月份开始了高考，很多人都渴望能够借助高考改变命运。这一年，参加高考的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曾说：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说的：1977年，没有冬天。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结果，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有些在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有些下海经商，成了巨富，有些投身文艺，名扬海内。他们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大家可能会想，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卯足劲，加倍努力学习，可是大家如果关注一下当时的风气就会知道，那时候有个口号叫：文攻武卫。也就是会打会闹，会吵会骂的这样一批人，是肯定很吃香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有什么路呢？ 那时候推崇工农兵，读书知识分子叫臭老九，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地位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一个杀猪卖肉的都会比那个知识分子有地位。所以，周围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不爱学习的，只要学会搞搞关系，走走路子，谋取一些眼前的利益，到个单位上班，就是大多数人的追求。
所以，即使在学校老师也不会管学生学习，也没有什么要求，只有那种认为学习重要的，并且愿意学习的人，才会走出来。
现在那些把找工作当成自己追求的人，都成了下岗工人。大多数人都错过了这次通过阶层跃升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人当时是不会去了解国家的背景：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国家需要各种人才来搞建设；更不知道，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
这就是国策对我们的影响。
第二次机会： 乡镇企业
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的背景，在1955年开始了集体劳动，吃大锅饭，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也就是说当时是禁止农民自养牲畜、发展家庭副业。这股风潮一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产资料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当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是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有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我们以一个时代人物来看当时的情况，这个人叫鲁冠球，早在1969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个庄稼汉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进城当过铁匠，开过面粉厂，六年换了7个地方。到了1979年，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所以当时他为了要争取到订单，就在参加汽车展销会的时候摆地摊，因为他根本拿不到资质，得不到展位。
直到1984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这个小作坊，一步步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企业家的的人生跃迁。
因为这次受益的，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
80年代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
而现在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永远都不存在了。
第三次机会： 双轨生意
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也就是80年代靠倒爷发家的人很多，
比如1988年冯仑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苦于没有经费。临行前，中央体改所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彩电当时是紧俏的商品，一纸批文价值不菲。到了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立马拍出了30万元，这批文比支票还好使。
1983年，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了300万，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后来创办万科的底子。
而这些倒爷阶层赚取的暴利，都是因为当时价格双轨制的一种政策，就让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和阶层跃迁。
第四次： 九二下海
在90年代有一个民谣非常流行：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在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一些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总结一下上面的四次机就可以看出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读书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当时的年代给了每个人机会。
第五次： 资源巨潮
大家知道2001年发生了什么事吗？在这一年的12月11日开始，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非常火，我们政治书本中也专门出这样的考题进行考试，各种新闻媒体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品，相声等作品对这一事件进行宣传。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次过后，意味着我们的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推动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黄金期。我们用一个看得见的指标也解释上面一句话的意思：当时国家发文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2000年的每吨129元，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并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
这样的国家发文，给山西创造了很多暴富神话，在胡润排行榜上曾做过这样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600万元的有49000户，拥有千万资产的16300户，拥有亿元资产的1460户，超过70%的富人都来源于煤焦产业。相比之下，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元。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不但有煤老板会成为超级经济体崛起的一个群体，也诞生了有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富豪阶层。
不过，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楼市疯狂
现在的机会越来越近了，现在我们来看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楼市。
在98年之前，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的话，应该知道房地产是不值钱的，盖房子卖出去很困难，而且赚不到什么钱，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房地产的概念，都在等着单位分房子。但在98年发生了一件事，叫金融危机。当时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了消退，中国政府用了一个策略就把这个消退期过了，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大家其实已经身在其中，但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策略就是房地产。
当时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
也就是在那时候国家就出了这个政策开始鼓励大家去买房子。政策的变动也开始上了新闻联播，上了权威报纸，但又有多少人对这种信息有反应呢？
只有温州的一些人非常灵敏的找到了机会，然后就有了专业炒房团的各种新闻：2001年，《温州晚报》报道：8月18号，150多个温州人，挤满三节火车车厢来到上海，花了时间三天狂扫100多套房子，扔出5000万元。
随后，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火车。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1998-2010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社会上房子与择偶等个人生活已经进行了深度捆绑。电影《甲方乙方》里刘蓓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优回答：“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其实到了2008年，房地产的十年已经告一段落了，一二线城市积累了大量难以消化的库存，但随后而来的“四万亿”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绑，又拯救房地产市场，2009-2010年之间房价再次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才将疯狂之势摁了下去。
当然，房地产的最后疯狂是在2014年下半年，如果说之前的房价是从1涨到了5，那么这次就是从5涨到了10。
在各种因素的环绕下，楼市具备了门槛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参与），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涨幅大（多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倍），带杠杆（可以方便的按揭）等众多特点。这是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参与的资产游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房价的上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增值，但要到改变阶层的程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压缩：一二线城市+3套以上住房+无负债或者少量负债 ≈ 从小康跨入了富裕。尽管条件严苛，但在北上广深人口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是百万的量级。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即使是这么好的机会，还是有很多人错过去了，国家鼓励的事情你不做，好吧，现在吃亏了。十几年前，1200元一套的房子不去买，现在几万一平方的拼命的买，问题是现在国家已经不鼓励抢房子了，国家叫限购，为啥老是不听国家的话呢？另一方面即使现在买了房子，还有多少上涨空间呢？能不能一平方再过十年涨十倍呢？恐怕涨一倍都很不容易啊。
第七次机会： 网络红利
现在我们来看最近的这次机会，互联网行业，这是改革开放后，即84创业、92创业、99创业后的第四波创业浪潮，现在60后和70后的马云（64年）、李彦宏（68年）、丁磊（71年）。以及80后的：王兴（79年）、程维（83年）、张一鸣（83年）等。都抓住了互联网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早在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造就240多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百度只有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是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成为荣登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的百万富翁。
2015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众安保险、爱奇艺、B站、映客·、搜狗、阅文、拼多多·····还有排上日程的头条、滴滴、蚂蚁金服……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100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
这次机会与前面的很多行业都享受过过所谓的“风口”，如钢铁、煤炭、地产、金融、电子等领域里出现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苦逼”不同的是，互联网在风口释放的红利更加普惠，甚至一个普通的小青年，只要能够掌握一些技术都有可能变成百万富翁。
不过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想要再回到过去的机会已经不可能了。
上面已经讲了大家错过的7次机会，我们做一个总结。
简单的说在77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基本上到了崩溃的边缘，工资低，物价高，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不说，商店也都是空的，国家不得不放开经济，越管越糟糕，只好不管了。结果这一放开，无数人开始有抓住机会，阶层的升级自动完成了。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不要以为国家政策跟我们没关系，他非常非常的有关系。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的人，也就是平庸者都有一种特征。他们都是要看见了周围的人已经走上了某条路，他们才跟着屁股后面去走。 他们习惯了用跟随者。而不是用思想来考虑问题，经常是过后追悔莫及。
从前面的总结中也会发现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1992年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机遇），1996年创办恒大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连续三次踏准节奏，让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
不过在看励志故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有改变。
从种地的贫寒农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劳工，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陋巷的拮据市民，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写字楼里的廉价白领，同样也没有改变阶层。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的命运并不完全是由你上了多少学，有多少文凭来决定的。而是你能不能有长远的眼光和格局，能够站在财富之源上？财富走到哪里，我们的机会就走到哪里。我们的文化就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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