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家塾的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但在私下和一些朋友交流中，总问我：你办的是“私塾”吧！我也总给他们说不是私塾是家学。他们全糊涂了，不懂什么是家学，我也不会过多解释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家学”也很正常，目前的穷人也好，富人也好，权贵们也好，也没有几个是有“家学渊源”的。即使历史上有点“渊源”的，也在近代被折腾的文化断了层。
中国古人一直说：学在民间，这里可不是指大家熟悉的“私塾”。因为在古代民间总体的办学质量，特别是农村和偏远的地区，由于经济原因，请不起好的老师，所以水平还是很低下的，经济落后地区，也往往是落魄秀才仕途不顺，找个教馆教书带几个蒙童混饭吃而已。就相当于现在农村贫困生的“希望小学”，只管认几个字拉倒。
因此，这里的私塾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模式，这种私塾的教育质量基本上得不到什么保证，偶尔出个别好一点的学生，就会转到像样的学校如“书院”“学堂”里去了。
“家学”“家塾”是富裕或者成功人士的“私立贵族精英学堂”，就像今日学堂，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未来的“领袖和公民”，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教育。两者差距巨大，无论师资和教育水平，都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怎么可能是一回事？
如南开大学，当年就是一所“家学”，叫做“严氏家馆”。清朝末年，一个开明富人，名严修者，礼聘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教育理想的先生，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家塾。学生开始只有6人，都是严家的子弟。这位老师非常赞赏日本的教育模式，觉得中国要强大，就一定要办好教育，而且要普及社会办教育，不能只局限少数权贵阶层。
结果爱国富人很支持该新派海归教师的理想，把房子给了他办学堂，还给资金资助他按自己的理想教育模式面向社会办学，还从日本请来优质师资，教学新式的东洋课程。这就是后来“南开学堂”的起源。
教育质量当然不错，吸引了当时的名流孩子也来上学。孩子长大一点，就又升级为“南开中学”，直到“南开大学”。宣称“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而名传天下的后来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出自“南开学堂”。
由于面对的学生群体不同，家塾的教育模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古今权贵阶层只要是思维正常的肯定想的是：要运用各种手段，把自己拥有的权利和财富，或者是能力，智慧，资源等等，认为有价值的一切，顺利地转移给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比其它人更优秀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把权利和财富乃至能力智慧等，能够传到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让家族源远流长。
为了维持他们子女的竞争力，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故意搞出来一些“烂学问”来愚弄百姓，因为这些平民只要成为会干活纳粮的工具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学那么多。但是他们自己还是很努力很严格的办学，教自家子弟的。
中国古代留下来很多家训，基本上都是当时的“权贵家庭”才会搞出来的东西，如帝王家训【庭训格言】，【曾国藩家书】等等，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甚至苛刻。
古人说：“贫家养娇儿”。穷人家对未来本就没有什么指望，所以可以不考虑未来，互相感情敲诈，把儿女当宠物一样来养，彼此都可以得到感情上的慰藉就行了。但由于缺少文化和教育，现在的暴发户，因为自己“苦”过来了，就决心“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结果导致现在的富人们，只会用穷人家的方式来宠养孩子，忘记了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劝诫，用金钱砸出了很多只会吃喝玩乐的“混世魔王”，成了家族中的败家子。
由于心学家塾的定位，在校址的选择上也主要是设置在富人家或者城市的深宅大院里。从风水上来讲，只有聚气的地方才容易培养出人才，这样的选择相当于借助这些富人的资源，挑选出了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办学场地。
心学家塾的校址，目前在云南昆明的一个高档小区内，这里的环境安静，由于是富人区，安全性很高，这里的保安都是部队退役人员，除了经过部队训练外，还经常组织专业训练，24小时轮流值班巡逻。
别墅群附近的区域就是您的孩子将来学习和居住的地方。
看到这里的保安状态了吗？您的孩子在小区内将享受到这些专业人员的保护。
更吸引人的是心学家塾拥有投资数亿元的运动场！根据新教育的理念，“体育是精英教育最实质和最核心的教育内容”，心学家塾也一样特别重视体育教育活动，先说硬件：我们选择的运动场，可以任意选择投资数亿元建设的体育场，他就在我们小区内，比任何公办和私立学校的体育场都更气派。
这里的室外运动场所就是孩子们以后将每天来锻炼，跑步，练武术，游戏的地方。
还有室内运动中心，我相信这种体育设施和锻炼条件，是大多数学校无法提供的。
我们心学家塾办在这里，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觉得无比的安心和放心，孩子们学习就更有劲了，这些都是这个地方之所以吸引我们来办学的优胜之处。
因此特别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生活在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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