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鲁迅的《故乡》的朋友都知道，里边有两个闰土，一个是少年闰土，他的形象是：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这是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木讷中年。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鲁迅想跟童年好友聊聊他们的共同回忆，却发现他们之间有了深深的隔阂。在鲁迅眼里，闰土再也不是那个闰土；在闰土眼里，鲁迅也不是当年的迅哥儿，而是他的“老爷”。
王志文演过一个电视剧《手机》，里边提到他念念不忘的发小张小柱，他央求老乡帮他找寻张小柱。终于见面后，严守一迫不及待要讲他们的童年往事，提到他们之间的一封信，还提到他们共同的回忆，一切历历在目，连细节都那么鲜活：“我们拿矿灯在天幕上写字……你给我写信，内容是‘矿灯还亮吗？’……你还记得吗？我为了给你回信愣是没攒够八分钱。”
而成年后的张小柱见到严守一显得局促不安，一脸憨厚而茫然地摇摇头：“我不记得给你写过信啊。”
严守一心里有些失望。他以为找到了儿时记忆中的好友张小柱，好友会跟他一起回忆他的回忆，一起在意他的在意。
可惜，张小柱现在是个生活在底层的人，每天为碎银几两忙活得马不停蹄，早就忘记了他们的回忆，或许脑子里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纯真童年。
今天看来，鲁迅也好，严守一也好，他们寻找记忆中的童年好友，多希望彼此能够穿越现实，回到小时候；纵然不能，也希冀在回忆中重温自己的童真年代。
只是，童年时的孩子，被生活打磨的成年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童年的快乐简单、纯粹，成年人的快乐复杂、附加值多。
所以，童年理解不了成年人的观念，成年人找不回童年的心境。我们以为“正常”。
可是，如果在教育发生的地方，童年被迫去理解成年人的观念，成年不想去理解童年人的世界，是不是一种灾难？
举个例子，十岁孩子，他要面对两个作文题目，一个是《抗洪救灾见闻》，一个作文题目是《我与蚊子的战斗》，你认为哪个更符合孩子心理？
而抗洪救灾，是成年人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安在十来岁孩子的头上，希望孩子去按照成年人的意志行文。
我看到这个题目时，有点替孩子们打了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再举个例子，今天我四岁的儿子望着碧蓝碧蓝的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后面留下长长的“白线”，大声喊道：“飞机——，你能给我点棉花糖吗？飞机——，你能给我点棉花糖吗？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我非常理解他此时的想法，他把“白线”当成了棉花糖，还认为自己的喊声飞机能听见。
但是，如果我不想去理解他的话，恐怕我此时该给他普及有关飞机的科学知识了。
当他听到我的科学普及时，恐怕会生发出跟鲁迅见到中年闰土时一样的想法：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因为此时的他最想跟我交流他的想法，我如果站在成人角度一定要让他多点科学知识，那就有些自以为是了。
其实，成年人交往最好的境界是，有共同的回忆，你来讲，我来补充，我们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你高兴的正是我高兴的， 你伤心的也是我伤心的。
教育发生时的最佳境界是，教育者了解孩子的心理，倾听孩子的声音，理解孩子的想法。你高兴的正是我高兴的， 你伤心的也是我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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